两名女性走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的路上
1945年8月9日,一枚原子弹在长崎上空爆炸
原子弹爆炸后的长崎,1945年9月24日
战争,永远都是残酷的,无情的。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,它就从未远离过,人们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发动战争,以此获得一些利益来满足某些人群的欲望需求——对于这一点,我们应该是最有感受的,从19世纪的40年代列强瓜分中国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,从20世纪40年代解放战争到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……我们的近代史就一直与战争纠缠在一起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,当我们真正开始慢慢富强起来,才逐渐开始远离战争,远离痛苦,享受着和平所带来的幸福。
越南受伤的父女,唐·麦库林
逃离贝鲁特的难民,1976年,唐·麦库林
战争,如此痛苦,而和平,如此珍贵,我们如何能够以如此轻描淡写的语气来说出“赶紧打仗”。
如何有效地解决人们对于战争的错误认知,直接面对曾经的、惨烈的战争影像是一种具体而有效的方式。记录和传播是摄影的两个最重要的功能,回到摄影史,在摄影诞生后不久,它便被人们应用于战争的记录——1855年4月,摄影师罗杰·芬顿(Roger Fenton)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拍摄了著名的《死亡阴影之谷(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)》,它被电影制片人埃罗尔·莫里斯(Errol Morris)定义为“第一张标志性的战争照片”。在《死亡阴影之谷》之后,摄影师费利斯·比托(Felice Beato)在1860年拍摄了《大沽炮台的内部(Interior of Fort Taku)》,它在显现战争残酷的同时,也见证了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。亚历山大·加德纳(Alexander Gardner)在1863年拍摄了《叛军狙击手的归宿,葛底斯堡(The Home of a rebel Sharpshooter),从侧面呈现了美国内战的激烈与残酷——在这场战争中,2100名“北军”和2700名“南军”士兵阵亡,另外有1.85万人负伤,其中3000人受了致命伤。1936年,罗伯特·卡帕(Robert Capa)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拍摄了著名的《倒下的士兵(The Falling Soldier)》,一名共和军士兵在一个山坡上刚刚跃出战壕即被子弹击中,后仰倒地,它充分地显现了生命在战争中的脆弱状态。
《死亡阴影之谷》,罗杰·芬顿,1855年
《大沽炮台的内部》,1860年,费利斯·比托
《叛军狙击手的归宿,葛底斯堡》,1863年,亚历山大·加德纳
《倒下的士兵》,1936年,罗伯特·卡帕
1960年,摄影师东松照明受日本反原子弹、氢弹委员会的委托开始拍摄原子弹对于日本广岛和长崎影响,他拍摄了大量的因原子弹爆炸而损毁的静物——粘着被核弹溶化的头骨的钢盔、停止在11点零2分的手表、被溶化了的像肉一般的玻璃瓶……物品都在画面的中央位置,直直地存在在那里,让人去思考它们在当时发生了什么——这些物品似乎将1945年的那灾难性的一刻还原在你的眼前,让你不由得为那惨烈而心头发紧。
2007年,摄影师石内都受广岛原爆纪念资料馆之邀,为存档在资料馆中的却无法一一展示的死难者遗物拍照片。这些留存的遗物凝结了其曾经主人的灵魂,是他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物证,显现了他们的记忆、性别、年龄、爱好……“这些遗物的身上都布满了伤痕,但透明的感触让它们仿佛超脱了现世,即使再过去六七十年的光阴,它们都只能躺在资料馆幽暗的仓库之中,在未来的日子里似乎也只能如此,但起码此刻,在照片之中,它们能自由呼吸,幻想着自己终将轮回。”
影像是残酷和痛苦的,但它的残酷与痛苦却远不及战争本身的千分之一,面对今天依然为此结束的新冠肺炎疫情,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当下的、珍贵的和平时光?
我们永远都是热爱和平,珍爱生命的,就像马克·吕布(Marc Riboud)的《少女与鲜花》所要表达的——花朵是柔弱的,是美丽的,当面临着战争之时,一切又显得那样美好与脆弱。每位观赏者能看出摄影师马克·吕布所希望表达的一种对于战争的唾弃,表达出对于和平的渴望与向往。
《少女与鲜花》,1967年,马克·吕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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